第二十章 托噶仁波切無端成為衆矢之的
摘錄自＂噶瑪巴預言＂
蘇維亞 .黃原著，林淑貞中譯
!1989年9月，司徒仁波切通知我們四人小組，他有尋找十七世噶瑪巴的好消息。數月後，隆德寺開始收到各種毫無根據的抗議，責怪托噶仁波切阻礙找尋噶瑪巴。本章裏，夏瑪巴叙述於1990年3月，一場在噶瑪巴國際佛學院（KIBI）召開的噶瑪巴慈善信託會議裏，托噶仁波切如何要求四位仁波切發佈一份聲明以澄清謠言。
1989年9月，司徒仁波切再度寫信給我們尋找小組中之其他人，告訴我們他有好消息，有如孔雀喜悅的鳴叫，他並未解釋意指何事。
於1990年1月及2月，有許多謠言說找尋噶瑪巴產生了問題，一群在尼泊爾的人以及印度許多群人（註235）致函托噶仁波切以及隆德寺拉卜楞。他們信中聲稱儘管四位仁波切宣稱一致團結尋找噶瑪巴，他們聼說在噶瑪巴拉卜楞裏有＂某人＂曾阻止第二封信被發佈，有些謠言更直指托噶仁波切爲罪犯。
於隆德，托噶仁波切收到許多類似的信，這些信已被存檔。這些毫無根據的申述信件在印度及尼泊爾到處流傳，信件也被送到國外的各處噶嗎噶舉道場，這些信有著共同的特點：信中暗示找尋噶瑪巴有＂障礙＂，要求托噶仁波切不要干預尋找事宜，信中並宣稱司徒仁波切有好消息分享。
對於找尋噶瑪巴的進展緩慢，托噶仁波切為何因此被責怪，當時我覺得相當困惑。畢竟找尋噶瑪巴是四位仁波切小組的責任，托噶仁波切從未參與，正如其他信徒們一樣，他也在等待我們宣佈十七世噶瑪巴的身份及行蹤。
新德里噶瑪巴國際佛教學院（KIBI）於1990年2月5日正式開幕後，司徒仁波切來到新德里。我和他在2月12日私下會面，我們安排四人小組將於1990年3月14日晚開會。於3月14日白天，噶瑪巴慈善信託於KIBI召開了一個會議以處理無根據的指控，與會者有資深理事江久提.甘沙卡先生（Mr. Gyan Jyoti Kansakar), 蘇南嘉措先生（Mr. Sonar Gyatso)(註236）代表資深理事喜饒江乘先生，資深理事吉卓.典沙巴先生（Mr.Jidral T. Densapa), 托噶仁波切，我，蔣貢仁波切及司徒仁波切。嘉察仁波切具有列席身份，但遠在馬來西亞為他錫金的新廟募款而無法出席。
會中，托噶仁波切將他和慈善信託所收到的控訴及申述陳列出來，然後他向出席的仁波切們說話。
他說，＂這些是我們收到的信。你們了解責怪我或在場任何理事阻擋找尋嘉華噶瑪巴是毫無理由的。你們四位仁波切已設下條款將尋找事宜不對外宣佈，你們不希望外人介入你們的工作。我也同樣了解你們將會議嚴格密封。我分析了這些信的內容，這些控訴的細節清楚的顯示你們小組中有人是兩面人，而且他也洩漏了消息。＂
當時，司徒仁波切明顯地相當忿怒，他大聲地說，＂我已在西藏認證超過兩百名的轉世靈童，為何承認我的法力對你如此困難？＂
托噶仁波切大為吃驚，他問，＂你的意思是你要在四人小組之外，獨自決定噶華噶瑪巴的轉世者？＂
司徒仁波切沒有說話。
托噶仁波切繼續說，＂我們知道寫這些信的人是你的屬下，例如，卡吉（Karge）即是替你工作的人。＂
托噶仁波切不願說出他有證據顯示司徒仁波切參與控訴隆德拉卜楞之事，但是，我和其他資深理事已知道司徒仁波切處在這些惡意批評的幕後。
托噶仁波切建議以兩種方式來處理這些控訴：我們可以在此時此地決定嘉華噶瑪巴的轉世靈童，如果我們不能，則我們應當一起發佈一份書面的通告，聲明我們無法如此作的理由。他加上如果我們不採取方式澄清此事，他會被迫向隆德拉卜楞和隆德僧眾提出向我們四人小組一份抱怨信。
出人意外地，蔣貢仁波切極端支持托噶仁波切的立場，我也同意發佈一份小組的聲明。司徒仁波切並未反對，我們開始寫出一份聲明，但在未完成之前，我們三人必須前往參加艾麗思福克（Elise Frick）和猶大馬斯坦（Juta Marstand）所舉辦的茶會。蔣貢仁波切自願留下將聲明完稿，我和司徒仁波切先行前往。
茶會設在KIBI的另一個室裏，我向兩位主人解釋蔣貢仁波切有些事擔擱，很快會來。沒多久，蔣貢仁波切來了，手中拿著草稿，他用藏文大聲唸了一遍，並問我們如此是否可接受。我也用藏文同意了。司徒仁波切立刻拿出筆，以英語說，＂我當然會簽字。＂蔣貢仁波切解釋著，這只是一份草稿，我們要簽正本。
司徒仁波切當天給大家的印象是他充滿信心，留下簽字無所謂因為不會阻止他進行計劃。我並不知道當時他已賄賂了某些錫金州官員，以撤換噶瑪巴拉卜楞。
當我們邊喝茶閒聊時，在毫無預警下，司徒仁波切以英語不經意說，＂我想所有噶舉傳承的大師們曾說過許多次謊言，但是我認為那是可以的。＂我解釋他所指的過去的大師們如馬爾巴，密勒日巴和岡波巴，雖然我不了解當他說他們撒謊時何所指。聼來他似乎要給自己撒謊找藉口。蔣貢仁波切僅看著我，沒有人說任何話。直到今天，艾麗思福克仍記得司徒仁波切的話，她是我的證人。
當最終定稿給我們時，我們簽了字，然後交給托噶仁波切去流傳。此封信之兩大要點是，首先，無人阻礙我們找尋噶瑪巴；其次，從德格協會發出的所有指控為亳無根據的挑釁。
當晚，我們在司徒仁波切下榻的歐貝里旅館（Oberoi Hotel）召開我們自己的小組會議。如前所述，嘉察仁波切當時在馬來西亞，因為司徒仁波切寫信告訴我們他有好消息，我們問他是否有新消息，他說沒有。我們依舊沒有一封預言信，我們發佈一份聲明給噶瑪巴慈善信託，說明我們必須耐心等待此事件在它適當的時機自行顯示出來。（註237）
註235：這些包括＂德格協會＂（Derge Association，由西藏流亡政府前部長所創立）以及一群經營西藏地毯，布料，及佛教文物的商人們。
註236：江乘先生身體違和，要求他的弟弟代表他出席理事會。
註237： 編註：參閱英文版大寳法王文件集第30頁，1990年3月14日，一份給予噶瑪巴慈善信託聲明之影本。
摘錄自＂噶瑪巴預言＂
蘇維亞 .黃原著，林淑貞中譯
!1989年9月，司徒仁波切通知我們四人小組，他有尋找十七世噶瑪巴的好消息。數月後，隆德寺開始收到各種毫無根據的抗議，責怪托噶仁波切阻礙找尋噶瑪巴。本章裏，夏瑪巴叙述於1990年3月，一場在噶瑪巴國際佛學院（KIBI）召開的噶瑪巴慈善信託會議裏，托噶仁波切如何要求四位仁波切發佈一份聲明以澄清謠言。
1989年9月，司徒仁波切再度寫信給我們尋找小組中之其他人，告訴我們他有好消息，有如孔雀喜悅的鳴叫，他並未解釋意指何事。
於1990年1月及2月，有許多謠言說找尋噶瑪巴產生了問題，一群在尼泊爾的人以及印度許多群人（註235）致函托噶仁波切以及隆德寺拉卜楞。他們信中聲稱儘管四位仁波切宣稱一致團結尋找噶瑪巴，他們聼說在噶瑪巴拉卜楞裏有＂某人＂曾阻止第二封信被發佈，有些謠言更直指托噶仁波切爲罪犯。
於隆德，托噶仁波切收到許多類似的信，這些信已被存檔。這些毫無根據的申述信件在印度及尼泊爾到處流傳，信件也被送到國外的各處噶嗎噶舉道場，這些信有著共同的特點：信中暗示找尋噶瑪巴有＂障礙＂，要求托噶仁波切不要干預尋找事宜，信中並宣稱司徒仁波切有好消息分享。
對於找尋噶瑪巴的進展緩慢，托噶仁波切為何因此被責怪，當時我覺得相當困惑。畢竟找尋噶瑪巴是四位仁波切小組的責任，托噶仁波切從未參與，正如其他信徒們一樣，他也在等待我們宣佈十七世噶瑪巴的身份及行蹤。
新德里噶瑪巴國際佛教學院（KIBI）於1990年2月5日正式開幕後，司徒仁波切來到新德里。我和他在2月12日私下會面，我們安排四人小組將於1990年3月14日晚開會。於3月14日白天，噶瑪巴慈善信託於KIBI召開了一個會議以處理無根據的指控，與會者有資深理事江久提.甘沙卡先生（Mr. Gyan Jyoti Kansakar), 蘇南嘉措先生（Mr. Sonar Gyatso)(註236）代表資深理事喜饒江乘先生，資深理事吉卓.典沙巴先生（Mr.Jidral T. Densapa), 托噶仁波切，我，蔣貢仁波切及司徒仁波切。嘉察仁波切具有列席身份，但遠在馬來西亞為他錫金的新廟募款而無法出席。
會中，托噶仁波切將他和慈善信託所收到的控訴及申述陳列出來，然後他向出席的仁波切們說話。
他說，＂這些是我們收到的信。你們了解責怪我或在場任何理事阻擋找尋嘉華噶瑪巴是毫無理由的。你們四位仁波切已設下條款將尋找事宜不對外宣佈，你們不希望外人介入你們的工作。我也同樣了解你們將會議嚴格密封。我分析了這些信的內容，這些控訴的細節清楚的顯示你們小組中有人是兩面人，而且他也洩漏了消息。＂
當時，司徒仁波切明顯地相當忿怒，他大聲地說，＂我已在西藏認證超過兩百名的轉世靈童，為何承認我的法力對你如此困難？＂
托噶仁波切大為吃驚，他問，＂你的意思是你要在四人小組之外，獨自決定噶華噶瑪巴的轉世者？＂
司徒仁波切沒有說話。
托噶仁波切繼續說，＂我們知道寫這些信的人是你的屬下，例如，卡吉（Karge）即是替你工作的人。＂
托噶仁波切不願說出他有證據顯示司徒仁波切參與控訴隆德拉卜楞之事，但是，我和其他資深理事已知道司徒仁波切處在這些惡意批評的幕後。
托噶仁波切建議以兩種方式來處理這些控訴：我們可以在此時此地決定嘉華噶瑪巴的轉世靈童，如果我們不能，則我們應當一起發佈一份書面的通告，聲明我們無法如此作的理由。他加上如果我們不採取方式澄清此事，他會被迫向隆德拉卜楞和隆德僧眾提出向我們四人小組一份抱怨信。
出人意外地，蔣貢仁波切極端支持托噶仁波切的立場，我也同意發佈一份小組的聲明。司徒仁波切並未反對，我們開始寫出一份聲明，但在未完成之前，我們三人必須前往參加艾麗思福克（Elise Frick）和猶大馬斯坦（Juta Marstand）所舉辦的茶會。蔣貢仁波切自願留下將聲明完稿，我和司徒仁波切先行前往。
茶會設在KIBI的另一個室裏，我向兩位主人解釋蔣貢仁波切有些事擔擱，很快會來。沒多久，蔣貢仁波切來了，手中拿著草稿，他用藏文大聲唸了一遍，並問我們如此是否可接受。我也用藏文同意了。司徒仁波切立刻拿出筆，以英語說，＂我當然會簽字。＂蔣貢仁波切解釋著，這只是一份草稿，我們要簽正本。
司徒仁波切當天給大家的印象是他充滿信心，留下簽字無所謂因為不會阻止他進行計劃。我並不知道當時他已賄賂了某些錫金州官員，以撤換噶瑪巴拉卜楞。
當我們邊喝茶閒聊時，在毫無預警下，司徒仁波切以英語不經意說，＂我想所有噶舉傳承的大師們曾說過許多次謊言，但是我認為那是可以的。＂我解釋他所指的過去的大師們如馬爾巴，密勒日巴和岡波巴，雖然我不了解當他說他們撒謊時何所指。聼來他似乎要給自己撒謊找藉口。蔣貢仁波切僅看著我，沒有人說任何話。直到今天，艾麗思福克仍記得司徒仁波切的話，她是我的證人。
當最終定稿給我們時，我們簽了字，然後交給托噶仁波切去流傳。此封信之兩大要點是，首先，無人阻礙我們找尋噶瑪巴；其次，從德格協會發出的所有指控為亳無根據的挑釁。
當晚，我們在司徒仁波切下榻的歐貝里旅館（Oberoi Hotel）召開我們自己的小組會議。如前所述，嘉察仁波切當時在馬來西亞，因為司徒仁波切寫信告訴我們他有好消息，我們問他是否有新消息，他說沒有。我們依舊沒有一封預言信，我們發佈一份聲明給噶瑪巴慈善信託，說明我們必須耐心等待此事件在它適當的時機自行顯示出來。（註237）
註235：這些包括＂德格協會＂（Derge Association，由西藏流亡政府前部長所創立）以及一群經營西藏地毯，布料，及佛教文物的商人們。
註236：江乘先生身體違和，要求他的弟弟代表他出席理事會。
註237： 編註：參閱英文版大寳法王文件集第30頁，1990年3月14日，一份給予噶瑪巴慈善信託聲明之影本。